河南蝗灾(河南经历的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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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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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蝗灾,河南经历的大灾难?
纵观中国历史,在河南省境内发生的灾难并不是很多。
可以称得上“大灾难”的事件: 一、1938年蒋某人为了阻止日本人南下华中,在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大提,当时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八十九万人,是日军在南京大 屠 杀中所杀中国军民的三倍,占八年抗战中中国损失的3500万人口的2.5%,而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二、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据估计,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三、1975年8月,在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1015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2. 1942地雷战故事背景?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大旱之后,又遇蝗灾。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这就是冯小刚拍1942的历史背景
3. 14年抗战中国损失了多少人?
从1931年9月,中华民族就开始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时间整整长达14年。整个战争中,日军的铁蹄从东北践踏至海南,从沿海延深至内地。他们甚至还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14年间,日本军队所到之处,房屋工厂被破坏,资源财富被掠夺,人民生命惨遭杀戮。
就单单在"南京大屠杀"中,我们就有30万同胞被日军残忍杀害。旅顺大屠杀、在华北地区制造的100多起惨案;战争中还实施细菌战、化学战、毒气战;制造无人区,实施“三光”政策;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被残害致死的就不少于200万人;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冻死、饿死者也不计其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高达3500万之多。
除了战争中直接死亡的外,还有大量人口间接死于日本侵华战争。比如,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的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1930年至194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灾害最为严重的时期,旱灾、水灾、蝗虫灾害连续不断。1942年—1943年,河南接连发生大旱、蝗灾。“水、旱、蝗、汤(汤恩伯兵灾)”是河南人民受苦受难的真实写照。当时,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灾荒遍地、赤地千里、白骨遍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灾荒之后,华北地区、华中一带瘟疫大流行,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痢疾等急性传染病肆虐各地。由于战争期间缺医少药,大批民众死亡。这些都是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恶果。
4. 河南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抗战期间河南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河南是抗战的主力军,虽然河南境内没有发生像武汉会战、上海会战和长沙会战那样规模超大的会战,但河南在抗战期间出兵的人数却是排名全国前列的。同时河南在抗战之中多次遭受无妄之灾,其中以人祸为主,因此河南也是在抗战期间付出牺牲最大的省份之一。抗战主力军的河南
据统计在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里,全中国一共征调壮丁1405万人左右,但在当时征调壮丁的过程中,各省的指标分配却非常不公平,而且很多时候没有考虑各地在战时的实际情况。比如在1938年之后,河南大约有一半的地区已经被日本占领,但下发给河南的征丁名额仍然是按照全省人口为基数制定的,这就造成河南没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征丁比例奇高。
比如仅仅在1943年,国民政府就计划在河南征调壮丁20万人,而这一年经过1942年的旷世大灾,河南人口已经锐减300余万,但国民政府仍然拒不改变计划,使河南当时男性人口中有2.25%都被征调走。也许一些朋友不知道2.25%是个什么概念,在这里桃花石杂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对比。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全部阵亡军人有210万左右,这个数字也就占当时整个日本人口的2%左右(当时日本人口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的人口,因为当时这些地区是日本殖民地,日军也曾从这些地区征兵)。整个抗战八年,河南有差不多189万多人从军入伍,投入抗战战场。这一数字占全国总出兵兵力的13.5%,也就是八分之一强,也就是说在各地的抗战中,可以说有无数重大战役的主战兵力都来自河南。这一数字也占战前整个河南人口(大约3500万)的5.5%,如果按遭受大灾之后的人口,比例只能更高。
在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里,河南在一半土地早早就被日军占领的情况下,在抗战前5年仍然排名全国出兵人数第一,在全省于1944年都被日军完全占领的情况下,仍然在全面抗战八年的全国出兵人数总排名里排第二位,仅次于当时的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四川省,但出兵比例则高于四川。除了正面战场,在后方战场发挥了核心作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也有大片区域位于河南,河南在敌后战场也曾发挥重要作用。
(抗战时的河南士兵)
除此之外,在几百万河南人在大灾中被饿死的几年中,河南竟然还是全国军粮征收排名前列的省份。1941年河南大灾已经出现苗头,但当年国民政府仍然在河南征收了158万担粮食,排名全国第四。而1942年,在河南饿死几百万人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在河南征收的粮食不减反增,达到245万担;到1943年更进一步增加到302万担。可以说河南在一半领土被日军占领,其它地区遭遇罕见大灾的情况下,还为国家的抗战竭尽了全力。
多灾多难的河南在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河南在抗战期间所遭受的灾难也是世间罕见的。抗战伊始,国民政府就兵败如山倒,日军势如破竹,到1938年,河南全省111个县里有一半沦陷敌手。而在军事上无力阻挡日军进攻,国民政府竟然想出了人工制造洪水这种绝世损招,将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炸开,以迟滞日军进军速度。
(花园口决堤之后的灾民)
但这一决策完全将大堤周边几百万河南民众视为无物,在实施之前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防灾举措,致使周边44个县形成了巨大的黄泛区,其中20个县位于河南境内,而毫无防备的民众则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仅根据河南17个县的统计,共有6141个村庄被淹,淹没率高达44%。战后国民政府的统计是当时河南总共死了32万人,但根据受灾情况看,实际数字肯定远高于官方数字,目前普遍认为遇难者高达89万人。
(花园口决堤后的惨状)
而在黄河水退去之后,黄泛区的泥沙成为蝗虫滋生的绝佳温床,1942年旱情严重,蝗虫繁殖旺盛,使河南遭受了史上罕见的蝗灾,许多地区粮食颗粒无收,全省3500万人,有3000万人都处于饥荒状态。而在这时,国军驻河南的汤恩伯部在河南仍然横征暴敛,甚至进行有组织的抢劫,致使河南灾民的处境雪上加霜。因此水旱蝗汤也被处于人间炼狱中的河南民众归纳成了河南四殃。
(1942年河南灾区的儿童)
因为民国时期根本没有规范的人口统计,所以对于遇难人数只能估算,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当时河南共有300万人饿死。另外据战后官方提供的数字,1942至1943年期间,整个河南共有500多万人流亡外省,800多万人被迫在省内流落他乡,合计1300多万人。
面对国难时,身为中原人的河南人始终站在了抗战第一线,在半数领土早早沦陷的情况下派出将近200万子弟兵与日军在全国各地血战,极大的延缓了日军的侵华进程,同时身为中原人的河南人也一如继往地在国难时承受了最大的牺牲。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贡献之大,牺牲之重在当时的全国都毫无疑问是可以排名前列的。5. 今年山东半岛怎么这么旱呢?
山东大汉,哦,不,山东大旱已经很多年了,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虽然现在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已经得到了发展和改变,但是在大的天灾面前,农民还是无能为力。看到小麦绝产,蔬菜绝收、田地干涸,的确让人既无力又心痛。
为什么山东半岛这么旱呢?
山东省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全省年平均气温11度—14度,年平均降水量550毫米—950毫米,无霜期沿海地区180天以上,内陆地区220天以上。
山东自古“十年九旱“主要原因是因为降水缺乏。
山东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降水集中,雨热同季,春秋短暂,冬夏较长。
山东全年日照时间长,年日照时数 2300~2900小时, 热量条件可满足农作物一年两作的需要。然而降水量60%以上集中于夏季,故易形成涝灾,冬春又常发生旱灾,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都说瑞雪兆丰年,作为山东人的我,很少见到山东下雪了。
人们对大自然只顾索取,不保护和给予,也是这次山东大旱的重要原因之一!山东大旱!我们该反醒些什么?请不要让人类的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
不过前一段时间,因为大旱把一个水库下面的千年古墓给暴露出来了,本人怀疑是旱魁,民间传说一种引起旱灾的怪物。《神异经》曰:‘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也可能是因为他,引起了山东半岛的大旱。
6. 大明王朝亡于崇祯皇帝朱由检?
不请自答,题主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明朝的亡国很大程度上和崇祯皇帝朱由检本人的决策失误有一定关系,与文武大将的能力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
想要探究明朝灭亡的真相,首先就需要了解崇祯皇帝朱由检的传奇一生。
而当你参悟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朱由检的传奇一生,你就明白了明朝灭亡的一半真相。
朱由检的早期经历
朱由检生于万历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寅时(现代历1611年的2月6日凌晨三点到五点)。他的父亲为明光宗朱常洛。朱常洛虽然为长子,但从小一直得不到父亲明神宗的喜爱,明神宗一心想立三皇子朱常洵为太子,(万历皇帝,《人民的名义》中“锄地狂魔”高育良爱看的万历十五年所描述的时代),但因为群臣极力反对国本动摇,故此才在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朱常洛担任太子期间,也是一直担心被明神宗废除,要知道一个太子无法得到皇上的认同,这个感觉可就很难受了,毕竟一个不被老大认可的老二终归只能当小三。
一年一年又一年,一年一年又一年,三年三年又三年,如今已过去了十九年。
终于,1620年,明神宗驾崩了。
也就是这一年,一个在位19年的太子朱常洛方才登基为帝,号明光宗。
朱常洛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措施,罢除了万历朝的矿税,拨乱反正,重振纲纪,朝野为之欢喜。但朱常洛并不是一个“有持久力”的人,新政发布后,朱常洛就走向了女人的怀抱,纵欲淫乐,身体羸弱。在当年的八月份暴毙身亡(红丸案)。
死后由“木工皇帝”明熹宗朱由校继位,七年后朱由校也“追随先父”。由于他的三个儿子都先后早夭,按照祖宗遗训,皇室继承大统的位子该由皇弟朱由检继承皇位(总算轮到朱由检了)。
其实朱由检的早年阶段并不幸福,他的母亲刘氏是朱常洛的婢女,得不到朱常洛的宠爱,再加上祖父讨厌父亲,而父亲也讨厌母亲,所以朱由检幼年时期和他父亲很相似,都难以得到父爱。
五岁时,朱由检母亲刘氏死去,史书记载“失光宗意,被遣,薨。"。野史记载:大概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被某人下令打死了。之后朱由检由庶母西李抚养,数年后西李生了女儿,照管不过来,改由另一庶母东李抚养至成人。直到后来朱由检因为哥哥朱由校即位,于天启二年被封为信王,屈死的刘氏也因此被追封为刘贤妃。
此时的朱由虽然贵为亲王,但由于母亲刘氏死亡过于忌讳,他仍然不敢不敢公开去祭祀自己的母亲,只能悄悄向太监打听母亲下葬的方位。朱由检居勖勤宫,问近侍:“西山有申懿王坟乎?”回答:“有。”又问:“傍有刘娘娘坟乎?”答曰:“有。”,这时,朱由检才偷着拿些钱让侍从去为母亲祭扫。
直到17岁时,朱由检接过了哥哥朱由校的位子,才真正能够光明正大地追悼自己的母亲,他追谥生母刘氏为“孝纯恭懿淑穆庄静毗天毓圣皇太后”,将她从简陋的坟墓中迁出,与明光宗朱常洛合葬庆陵。
崇祯皇帝画像
朱由检的辉煌阶段
天启七年(1627年),二十二岁的明熹宗朱由校驾崩,由于他的三名儿子皆早夭,因此他唯一在世的弟弟朱由检继承皇位。
这一年,年仅十六岁朱由检成为了大明朝最后一任皇帝,是为崇祯帝。
朱由检即位后,危机四伏,宦官专政,政治一片混乱,直到天启七年十一月(1627年)
崇祯帝将魏忠贤的羽翼兵部尚书崔呈秀罢免之后,掌握兵权,再将魏忠贤贬至凤阳。途经直隶阜城,魏忠贤得知大势已去,遂自缢而亡。此后,崇祯帝又杀客氏,崔呈秀自尽,将魏忠贤一派的宦官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
与此同时,朱由检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尤其是重新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并赐予尚方宝剑,令他收复全辽。
除此之外,朱由检勤于政务,事必躬亲。
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崇祯因为“偶感微恙”而临时省去早朝,遭到辅臣的批评,崇祯连忙自我检讨。
据有关史料记载,崇祯经常为了处理公文彻夜不眠。一次,他去见慈宁宫刘太妃(崇祯帝祖母辈)时,竟然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刘太妃见状便命人拿来锦被给崇祯盖上。崇祯醒来后缓缓叹息道:“为处理公文,已经两夜未眠。“
这个阶段的崇祯属于一生中最成功的阶段,少年得志,剪除宦官,勤政清廉,政治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
这一时期的决策历史评价
处死魏忠贤
这一阶段崇祯扶起了东林党,打击了宦官。
同时这也为后世的错误决策提供了“来源”。
魏忠贤掌权期间,对东林党人大加迫害。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东林六君子因熊廷弼事件一案遭到弹劾,魏忠贤趁此良机大肆搜捕东林党人。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出于熹宗的授意,而非魏忠贤矫旨。天启六年,魏忠贤又逼死了高攀龙、杀害了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东林七贤,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至此京城明面上的东林党势力几乎被消灭殆尽,魏忠贤的党羽遍布京城。但南方东林党的力量几乎未被触动,这也成为日后崇祯登基后东林党反扑的力量来源。
在崇祯上位以后,先是罢免了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但当时仍然无人敢上书直言魏忠贤的罪行。嘉兴贡生钱嘉随即上书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伤民财;十通关节。
崇祯召魏忠贤至殿上,命宦官当众宣读钱嘉征奏疏,忠贤脸色大变,下朝后立即以重金拜托皇帝身边的老宦官徐应元求情。徐应元劝他辞职,于是魏忠贤请求辞官,获得崇祯批准。
同年十一月一日,崇祯命令魏忠贤至凤阳看守皇室祖坟。但魏忠贤在凤阳途中,仍豢养一批亡命之徒,崇祯听闻后震怒,命锦衣卫前去逮捕,押回京师审判。李永贞(侍奉皇后的宦官)得知消息,连忙派人密报魏忠贤。
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在阜城南关尤氏旅店与同伙李朝钦痛饮至四更,最后上吊自杀。据野史记载,当晚有书生夜宿魏忠贤所住旅馆,作诗讥讽魏忠贤,魏忠贤不堪受辱,选择自杀。
崇祯下令将魏忠贤肢解,将头颅放置在河间府之上,而忠贤尸体被挖出后,被人千刀万剐。崇祯下令清查“阉党逆案”。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再加上漏网之鱼五十七人,共计三百一十五人。
崇祯上台后对魏忠贤的这一系列处置,让他赢得了圣明之君的颂扬。然而,十七年后,当李自成兵临北京城,即将扣关而入之时,崇祯却下密旨收集魏忠贤的遗骸,将其葬在魏忠贤生前早已看中的香山碧云寺。
中国文史学者刘继兴和刘秉光所著的《历史上那些帝王们》一书中认为:“平心而论,魏忠贤为巩固个人权势,未免有党同伐异、残忍歹毒的罪恶一面,但从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断罢免宁锦一战中畏缩不出的袁崇焕,曾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还是心系国家、讲求原则的。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这层能力、这种魄力、这份功绩,还是应该被认同和肯定的。”
明熹宗临死前曾专门对崇祯说过这样一句话,“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由校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仍然给予了魏忠贤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固然其中夹杂着着个人私情,但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认识到了魏忠贤在处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决,尤其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场上,魏忠贤所表现出来的深明大义和远见卓识。
能够不动声色的一举铲除魏忠贤,一直是崇祯的得意壮举之作。然而,正是由于过分欣赏自己的才干,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却让他变得刚愎自用。
启用东林党
东林党人出身地主仕绅,积极支持地主仕绅利益,袒护富商减免商业税负,反而增加农业税,使穷苦不堪的农民更加潦倒。这也是导致李自成起义的直接原因之一。
而魏忠贤上台之时的一项政策就是征收工商税,通过这项举措,使得边防的军费有了着落, 而魏忠贤倒台以后,工商税锐减。
举一个例子,在天启年间,江南茶税一项20万两,而到了崇祯年间不足10万两。没有钱怎么打仗?于是这个重担就落到农民头上,此外东林党取消矿税,导致国库锐减,军费预算降低,这又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同时,东林党为了减少明朝财政开支,取消各地驿馆,使得一部分的人彻底失业,也带动了依靠其生活的一部分人下岗,这其中就包括了大明王朝最出色的掘墓人——李自成。
至于东林党的清廉,为国尽忠之类的有以下案例“佐证”
李自成攻破京城之前,崇祯撞钟着急百官,百官无一人到场。
而唯一一个陪在崇祯皇帝身边的便是为人所不齿的太监。
当然,这里有一些客观成分在里面,文官换了一朝皇帝依然是一朝臣子,但宦官换了一朝皇帝基本上就是死透透,因此宦官在亡国之时,由于自身的立场考虑,必须要和皇帝站在一起,而文臣有第二条路,选择不效忠旧皇帝也情有可原。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不能标榜自己是个忠君爱国的正人君子!否则你就是在耍流氓,当了真小人,还要做伪君子!
说起东林党,就不得不提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
顾宪成的一生堪称是完美的,单单从德行评价,他可以称的上当时圣人。然而,如果格局放大一点,就会发现历史给他的却并不是全是美名。
当顾宪成在无锡的东林书院聚拢了一大批道德上的儒家君子时,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将来的这批人将成为影响明朝命运的政治派别。更令他失算的是,当年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成了东林党人用来打击对手的道德大旗。
1.壮志凌云
1550年,顾宪成在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泾里(今无锡市张泾)降生了。早年,顾宪成的家族也算江南望族,但后来家道中落,父亲顾学开只得开了一家豆腐作坊维持生计。然而庞大的望族中落以后,众多家人吃饭的问题就会变得难以解决,一张一张的嘴代表的是一两一两的银子,顾学开的收入难以支付家族庞大的开销,于是只能经常要向朋友、邻居借钱以维持生活。
顾宪成很小的时候就很聪明,六岁读私塾,八岁读《论语》、九岁读《孟子》,十岁读《尚书》,十一岁读韩愈的文章。饱读诗书的他却又怀有强烈的求知欲,顾宪成常常挑灯夜读,甚至在小的时候就写下了一副激励自己的对联:
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
顾宪成读书并不拘泥于一家一说,也不厚古薄今,他视野开阔,博览群书,甚至于涉猎了大量宋代名仕的佳作,例如周敦颐的《太极图书》、程颢的《识仁篇》、张载的《西铭》以及朱熹、陆九渊、邵雍、王阳明的学说等等。通读百家学说使得顾宪成见识不凡,因此也就喜欢和人纵论天下大事,说道动情处:“抗手掀髯长太息”(抬起手摸胡子,长长地叹息)。
后来,顾宪成拜张淇为师,张琪曾经在唐荆川、薛方山之门游学,此人一声不喜欢章句之学,不沉迷古人遗训,反而喜爱追求自己的心得,这与王阳明的心学有些类似。张琪教授的知识对顾宪成日后的治学影响很大,不过顾宪成并不认可王阳明的心学,认为它“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他本人更欣赏朱子学说,却也对朱子的“退而自处于章句,一字一训,若村学究然”持不同看法。
万历四年(1576),顾宪成参加乡试,取得乡试第一的成绩,高中解元。
万历八年(1580),顾宪成赴京参加会试,高中进士,被录取在二甲第二名。得中进士,授户部主事。
2.不畏强权
顾宪成刚刚进入官场就和魏允中、刘廷兰等人士一同批评当时如日中天的内阁首辅张局长。
张居正得知后,很是不满,对申时行说:“贵门生有三元会,日评骘时事,居然华衮斧钺一世矣。”
又过两年,到了万历十年,大学士张居正生病,举国上下惶惶然,众多达官显贵之人纷纷为张局长上香祈祷,或著写祈祷文章。只有顾宪成冷眼旁观,同僚代他签名,他拿笔抹去自己的姓名,年张居正死后,顾宪成任吏部主事。
这样特立独行的风格,使得顾宪成难以适应当时的官场。万历十五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主持京官考察工作,
应混浊的官场。万历十五年,京察开始。
所谓京察,是明朝对在京官员的一种考核制度。明朝的京官每六年考察一次,逢丁亥年进行,京外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考察由吏部与督察院共同主持。
五品以下的官员由有司考察(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之类的官),如果官员不称职的就会进行相应的处罚,四品以上的官员自己陈述,最后由皇帝定夺奖罚。
从制度本身上来看不失为一个较为完善的监察制度,但这项制度的效用需要在开明的时代,否则就会很容易变味,失去原有的意义,最后演变为朝堂之上各派别的互相攻击、互相揭短的闹剧。
这一年的二月,京察开始,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将工部尚书何起鸣列入“拾遗”的名单中,如果将京察看做为对官员的考察,那么“拾遗”便是指对”京察“的质疑,是指原有的京察考核有遗漏,并不准确,需要重新再议。此举无疑触及了何尚书的利益,于是何起鸣通过宫中的关系反参了辛自修一本。御史高维嵩等人气不过,上疏弹劾何起鸣。然而当时的万历皇帝并不相信御史高维嵩等人的言论,责备高维嵩,说“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辄纷纷排击。”将高等人调出京外,此后又有一批官员上书为高抱不平,也遭到处罚。
而顾宪成此时也自然是上书直言,他的立场按理来说是比较公允的,顾宪成主张风波的当事人各打五十大板,每个人都要找找自己的毛病,此举无形之中是在批评万历皇帝有所过失。
毫无疑问,当万历皇帝看完顾宪成的奏折后大为生气,要求要求内阁拟票重重处理顾宪成和一起上疏为高维嵩鸣冤的王德新。首辅申时行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想护着顾宪成,票拟为罚俸,也就是扣除薪水,后来万历皇帝觉得处罚太轻,亲自拍板,顾宪成连降三级,被贬为桂阳判官。
(明天在更新)
7. 曾经纵横欧亚的蒙古兵是怎么被明军赶回大漠去的?
一、政治腐败,主昏臣庸,蒙古贵族骄奢淫逸,铺张浪费,整个国家官僚机构已经腐败,进而使得明军起义顺应时势
元朝的那些皇子皇孙们,从小就享受着安逸奢侈的生活,自然就丧失了斗志。而且,这种奢侈之风,在整个蒙古人中传播。偌大的元朝,一下子全被金钱美女腐蚀了,速度之快,令人惊讶。话说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一代之后,很多人竟然骑不上马。更多的蒙古人,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别的,一概不管。
蒙古人还不停地印刷货币,制造通货膨胀,老百姓好容易攒下的钱,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废纸。这一点,让善于积蓄的中原老百姓更加气愤了。
为了获得更多的钱,蒙古人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税收方法,那就是将每块地区的税收,都承包给了商人。蒙古的统治者只关心这个商人能交上多少钱,至于商人收税的手段,他们才懒得关心呢。为了收到更多的税,这些商人,那真是不择手段。
二、民族矛盾,蒙古贵族统治的元帝国从未真正放弃过对南人和汉人的歧视和迫害,民族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元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将全国人口不分民族种族进行了强制性的分化,蒙古人为一等人,西域各地居民则为二等“色目人”,原金国境内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曾作为元后方根据地的云南人就为三等的“汉人”,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人口则不分种族均为“南人”或“蛮人”。
这样的人口划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当最高层的蒙古人与最底层的南人发生冲突时,且不管二等“色目人”是何种立场,由于他们远在西域,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三等的“汉人”呢,则很可能会左右观望,在局势明朗之前不会轻易靠向任一方。
如此一来,冲突就成了“蒙古人”和“南人”之间的双方对峙,在人口优势上,“蒙古人”首先就会大输一筹了。由于“南人”的组成中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主、知识分子等(不分民族),因此当诸多阶层联合起来时,其蕴涵的力量是元朝政府始料不到的。换句话说,元末的“农民”起义实际上就是“南人起义”,其实质就是两大人口等级的正面对抗。其实元朝一开始就犯了个错误,它实在不应该将人口最庞大的整个群体都定义为“四等人”,这等于是为自己培养起最具潜力的抵抗对手。
我们剖析一下明朝队伍就清楚了,他的队伍当中,似乎除朱元璋本人之外,大多数将领谋士都不是“土包子”出身。而关于“蒙古人和其他三个等级人种的矛盾”,正如前面所说,这在元末实际上已演变为“蒙古人与南人的矛盾”,前者矛盾是普遍性暗藏着的,后者矛盾则已是激化性的表面存在。无论这些矛盾对比出现何种变化,蒙古人元末战争中被彻底孤立已是无奈的事实。
三、阶级矛盾,各级官吏中饱私囊,不断向人民收取各种名目繁杂的赋税,残酷压榨百姓,使百姓失去活路,被迫揭竿而起,反抗元朝统治元朝赋税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南北异制。元朝对各族、各地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田赋税收制度。对蒙古族税收从轻,对汉族及其他民族赋税丛重。汉人负担重于女真人,女真人负担重于蒙古人。不仅田赋南北异制,其他赋税也南北各异。
元朝赋税的第二个特点是轻课工商业的政策。元朝对军户、匠户、站户实行优待,有一定限度的免税权,工商业税率较低,这就促使了元代商业的繁盛,使商税无论是品类还是数额都有明显增加。元朝还重视盐税,使商税和盐税成为元朝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
元朝赋税的第三个特点是赋税征钞制。在以往各代,赋税一般以实物缴纳,虽然也有征钱的情况,但不是普遍现象。元代则不然,赋税大部分征钞。这说明元代货币经纪发达,国家已经以钞为法定通货。在当时,赋税征钞给人民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随着钞币的贬值,赋税的加重,人民受害不浅。
元朝还实行包税制(元人称为扑买或买扑)。
由商人以较低的数额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向国家包缴某一项税款,承包者再按较高数额向百姓征收,从中获取差额利益。包税制对国家说减少财政收入,对百姓说加重负担,是一种既有害于国又有害于民的税制。
四、自然灾害,元朝连续发生大范围长时间的自然灾害,颗粒无收,百姓们生活无以为继,正所谓天也要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元代大臣为了保证京城的粮食供应,在河北省耕种农田,被称为“京粮”。但仍然有大的饥荒灾情发生,以及人吃人的人类悲剧发生。四年后,自然灾害再次降临。第十九年,蝗虫遍布中原地带。“大饥荒在中原爆发后,北京大部分地区情况更严重,当时的大都(今北京)灾民死亡百万。
面对自然灾害:一是政府来救济饥荒灾民,但如果要实施这一措施,必定有一个主要前提,即皇室政府具有相当雄厚的财力物力,可问题是当时的元顺政府已经缺粮,甚至连首都的人民也成批挨饿致死。他们怎么可能有多余的粮食去救济人民呢?据史料记载,“元朝统治期间,国家和平时,一年前国家曾收纳了一千三百五十万八千八百八十四石粮食,而浙江(实际上指江苏和浙江两省,河南和山东蝗灾普遍存在,陕西等地发生了自然灾害。由此,京师萧条了。而朝廷为了优先供应蒙古族人,导致其他民族粮食供应最严重不足,百姓死亡保惨重,已经到了官逼民反、天灾收人的时候了,不造反就没有出路。
所以元朝自己葬送了先辈辛苦打下来了的天下,民族歧视,用人制度,铺张浪费,自然灾害,即有天灾也有人锅。
我是@黑白史 ,以上是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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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蝗灾,河南经历的大灾难?
纵观中国历史,在河南省境内发生的灾难并不是很多。
可以称得上“大灾难”的事件: 一、1938年蒋某人为了阻止日本人南下华中,在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大提,当时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八十九万人,是日军在南京大 屠 杀中所杀中国军民的三倍,占八年抗战中中国损失的3500万人口的2.5%,而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二、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据估计,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三、1975年8月,在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1015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2. 1942地雷战故事背景?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大旱之后,又遇蝗灾。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这就是冯小刚拍1942的历史背景
3. 14年抗战中国损失了多少人?
从1931年9月,中华民族就开始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时间整整长达14年。整个战争中,日军的铁蹄从东北践踏至海南,从沿海延深至内地。他们甚至还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14年间,日本军队所到之处,房屋工厂被破坏,资源财富被掠夺,人民生命惨遭杀戮。
就单单在"南京大屠杀"中,我们就有30万同胞被日军残忍杀害。旅顺大屠杀、在华北地区制造的100多起惨案;战争中还实施细菌战、化学战、毒气战;制造无人区,实施“三光”政策;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被残害致死的就不少于200万人;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冻死、饿死者也不计其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高达3500万之多。
除了战争中直接死亡的外,还有大量人口间接死于日本侵华战争。比如,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的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1930年至194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灾害最为严重的时期,旱灾、水灾、蝗虫灾害连续不断。1942年—1943年,河南接连发生大旱、蝗灾。“水、旱、蝗、汤(汤恩伯兵灾)”是河南人民受苦受难的真实写照。当时,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灾荒遍地、赤地千里、白骨遍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灾荒之后,华北地区、华中一带瘟疫大流行,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痢疾等急性传染病肆虐各地。由于战争期间缺医少药,大批民众死亡。这些都是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恶果。
4. 河南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抗战期间河南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河南是抗战的主力军,虽然河南境内没有发生像武汉会战、上海会战和长沙会战那样规模超大的会战,但河南在抗战期间出兵的人数却是排名全国前列的。同时河南在抗战之中多次遭受无妄之灾,其中以人祸为主,因此河南也是在抗战期间付出牺牲最大的省份之一。抗战主力军的河南
据统计在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里,全中国一共征调壮丁1405万人左右,但在当时征调壮丁的过程中,各省的指标分配却非常不公平,而且很多时候没有考虑各地在战时的实际情况。比如在1938年之后,河南大约有一半的地区已经被日本占领,但下发给河南的征丁名额仍然是按照全省人口为基数制定的,这就造成河南没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征丁比例奇高。
比如仅仅在1943年,国民政府就计划在河南征调壮丁20万人,而这一年经过1942年的旷世大灾,河南人口已经锐减300余万,但国民政府仍然拒不改变计划,使河南当时男性人口中有2.25%都被征调走。也许一些朋友不知道2.25%是个什么概念,在这里桃花石杂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对比。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全部阵亡军人有210万左右,这个数字也就占当时整个日本人口的2%左右(当时日本人口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的人口,因为当时这些地区是日本殖民地,日军也曾从这些地区征兵)。整个抗战八年,河南有差不多189万多人从军入伍,投入抗战战场。这一数字占全国总出兵兵力的13.5%,也就是八分之一强,也就是说在各地的抗战中,可以说有无数重大战役的主战兵力都来自河南。这一数字也占战前整个河南人口(大约3500万)的5.5%,如果按遭受大灾之后的人口,比例只能更高。
在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里,河南在一半土地早早就被日军占领的情况下,在抗战前5年仍然排名全国出兵人数第一,在全省于1944年都被日军完全占领的情况下,仍然在全面抗战八年的全国出兵人数总排名里排第二位,仅次于当时的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四川省,但出兵比例则高于四川。除了正面战场,在后方战场发挥了核心作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也有大片区域位于河南,河南在敌后战场也曾发挥重要作用。
(抗战时的河南士兵)
除此之外,在几百万河南人在大灾中被饿死的几年中,河南竟然还是全国军粮征收排名前列的省份。1941年河南大灾已经出现苗头,但当年国民政府仍然在河南征收了158万担粮食,排名全国第四。而1942年,在河南饿死几百万人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在河南征收的粮食不减反增,达到245万担;到1943年更进一步增加到302万担。可以说河南在一半领土被日军占领,其它地区遭遇罕见大灾的情况下,还为国家的抗战竭尽了全力。
多灾多难的河南在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河南在抗战期间所遭受的灾难也是世间罕见的。抗战伊始,国民政府就兵败如山倒,日军势如破竹,到1938年,河南全省111个县里有一半沦陷敌手。而在军事上无力阻挡日军进攻,国民政府竟然想出了人工制造洪水这种绝世损招,将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炸开,以迟滞日军进军速度。
(花园口决堤之后的灾民)
但这一决策完全将大堤周边几百万河南民众视为无物,在实施之前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防灾举措,致使周边44个县形成了巨大的黄泛区,其中20个县位于河南境内,而毫无防备的民众则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仅根据河南17个县的统计,共有6141个村庄被淹,淹没率高达44%。战后国民政府的统计是当时河南总共死了32万人,但根据受灾情况看,实际数字肯定远高于官方数字,目前普遍认为遇难者高达89万人。
(花园口决堤后的惨状)
而在黄河水退去之后,黄泛区的泥沙成为蝗虫滋生的绝佳温床,1942年旱情严重,蝗虫繁殖旺盛,使河南遭受了史上罕见的蝗灾,许多地区粮食颗粒无收,全省3500万人,有3000万人都处于饥荒状态。而在这时,国军驻河南的汤恩伯部在河南仍然横征暴敛,甚至进行有组织的抢劫,致使河南灾民的处境雪上加霜。因此水旱蝗汤也被处于人间炼狱中的河南民众归纳成了河南四殃。
(1942年河南灾区的儿童)
因为民国时期根本没有规范的人口统计,所以对于遇难人数只能估算,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当时河南共有300万人饿死。另外据战后官方提供的数字,1942至1943年期间,整个河南共有500多万人流亡外省,800多万人被迫在省内流落他乡,合计1300多万人。
面对国难时,身为中原人的河南人始终站在了抗战第一线,在半数领土早早沦陷的情况下派出将近200万子弟兵与日军在全国各地血战,极大的延缓了日军的侵华进程,同时身为中原人的河南人也一如继往地在国难时承受了最大的牺牲。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贡献之大,牺牲之重在当时的全国都毫无疑问是可以排名前列的。5. 今年山东半岛怎么这么旱呢?
山东大汉,哦,不,山东大旱已经很多年了,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虽然现在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已经得到了发展和改变,但是在大的天灾面前,农民还是无能为力。看到小麦绝产,蔬菜绝收、田地干涸,的确让人既无力又心痛。
为什么山东半岛这么旱呢?
山东省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全省年平均气温11度—14度,年平均降水量550毫米—950毫米,无霜期沿海地区180天以上,内陆地区220天以上。
山东自古“十年九旱“主要原因是因为降水缺乏。
山东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降水集中,雨热同季,春秋短暂,冬夏较长。
山东全年日照时间长,年日照时数 2300~2900小时, 热量条件可满足农作物一年两作的需要。然而降水量60%以上集中于夏季,故易形成涝灾,冬春又常发生旱灾,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都说瑞雪兆丰年,作为山东人的我,很少见到山东下雪了。
人们对大自然只顾索取,不保护和给予,也是这次山东大旱的重要原因之一!山东大旱!我们该反醒些什么?请不要让人类的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
不过前一段时间,因为大旱把一个水库下面的千年古墓给暴露出来了,本人怀疑是旱魁,民间传说一种引起旱灾的怪物。《神异经》曰:‘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也可能是因为他,引起了山东半岛的大旱。
6. 大明王朝亡于崇祯皇帝朱由检?
不请自答,题主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明朝的亡国很大程度上和崇祯皇帝朱由检本人的决策失误有一定关系,与文武大将的能力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
想要探究明朝灭亡的真相,首先就需要了解崇祯皇帝朱由检的传奇一生。
而当你参悟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朱由检的传奇一生,你就明白了明朝灭亡的一半真相。
朱由检的早期经历
朱由检生于万历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寅时(现代历1611年的2月6日凌晨三点到五点)。他的父亲为明光宗朱常洛。朱常洛虽然为长子,但从小一直得不到父亲明神宗的喜爱,明神宗一心想立三皇子朱常洵为太子,(万历皇帝,《人民的名义》中“锄地狂魔”高育良爱看的万历十五年所描述的时代),但因为群臣极力反对国本动摇,故此才在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朱常洛担任太子期间,也是一直担心被明神宗废除,要知道一个太子无法得到皇上的认同,这个感觉可就很难受了,毕竟一个不被老大认可的老二终归只能当小三。
一年一年又一年,一年一年又一年,三年三年又三年,如今已过去了十九年。
终于,1620年,明神宗驾崩了。
也就是这一年,一个在位19年的太子朱常洛方才登基为帝,号明光宗。
朱常洛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措施,罢除了万历朝的矿税,拨乱反正,重振纲纪,朝野为之欢喜。但朱常洛并不是一个“有持久力”的人,新政发布后,朱常洛就走向了女人的怀抱,纵欲淫乐,身体羸弱。在当年的八月份暴毙身亡(红丸案)。
死后由“木工皇帝”明熹宗朱由校继位,七年后朱由校也“追随先父”。由于他的三个儿子都先后早夭,按照祖宗遗训,皇室继承大统的位子该由皇弟朱由检继承皇位(总算轮到朱由检了)。
其实朱由检的早年阶段并不幸福,他的母亲刘氏是朱常洛的婢女,得不到朱常洛的宠爱,再加上祖父讨厌父亲,而父亲也讨厌母亲,所以朱由检幼年时期和他父亲很相似,都难以得到父爱。
五岁时,朱由检母亲刘氏死去,史书记载“失光宗意,被遣,薨。"。野史记载:大概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被某人下令打死了。之后朱由检由庶母西李抚养,数年后西李生了女儿,照管不过来,改由另一庶母东李抚养至成人。直到后来朱由检因为哥哥朱由校即位,于天启二年被封为信王,屈死的刘氏也因此被追封为刘贤妃。
此时的朱由虽然贵为亲王,但由于母亲刘氏死亡过于忌讳,他仍然不敢不敢公开去祭祀自己的母亲,只能悄悄向太监打听母亲下葬的方位。朱由检居勖勤宫,问近侍:“西山有申懿王坟乎?”回答:“有。”又问:“傍有刘娘娘坟乎?”答曰:“有。”,这时,朱由检才偷着拿些钱让侍从去为母亲祭扫。
直到17岁时,朱由检接过了哥哥朱由校的位子,才真正能够光明正大地追悼自己的母亲,他追谥生母刘氏为“孝纯恭懿淑穆庄静毗天毓圣皇太后”,将她从简陋的坟墓中迁出,与明光宗朱常洛合葬庆陵。
崇祯皇帝画像
朱由检的辉煌阶段
天启七年(1627年),二十二岁的明熹宗朱由校驾崩,由于他的三名儿子皆早夭,因此他唯一在世的弟弟朱由检继承皇位。
这一年,年仅十六岁朱由检成为了大明朝最后一任皇帝,是为崇祯帝。
朱由检即位后,危机四伏,宦官专政,政治一片混乱,直到天启七年十一月(1627年)
崇祯帝将魏忠贤的羽翼兵部尚书崔呈秀罢免之后,掌握兵权,再将魏忠贤贬至凤阳。途经直隶阜城,魏忠贤得知大势已去,遂自缢而亡。此后,崇祯帝又杀客氏,崔呈秀自尽,将魏忠贤一派的宦官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
与此同时,朱由检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尤其是重新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并赐予尚方宝剑,令他收复全辽。
除此之外,朱由检勤于政务,事必躬亲。
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崇祯因为“偶感微恙”而临时省去早朝,遭到辅臣的批评,崇祯连忙自我检讨。
据有关史料记载,崇祯经常为了处理公文彻夜不眠。一次,他去见慈宁宫刘太妃(崇祯帝祖母辈)时,竟然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刘太妃见状便命人拿来锦被给崇祯盖上。崇祯醒来后缓缓叹息道:“为处理公文,已经两夜未眠。“
这个阶段的崇祯属于一生中最成功的阶段,少年得志,剪除宦官,勤政清廉,政治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
这一时期的决策历史评价
处死魏忠贤
这一阶段崇祯扶起了东林党,打击了宦官。
同时这也为后世的错误决策提供了“来源”。
魏忠贤掌权期间,对东林党人大加迫害。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东林六君子因熊廷弼事件一案遭到弹劾,魏忠贤趁此良机大肆搜捕东林党人。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出于熹宗的授意,而非魏忠贤矫旨。天启六年,魏忠贤又逼死了高攀龙、杀害了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东林七贤,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至此京城明面上的东林党势力几乎被消灭殆尽,魏忠贤的党羽遍布京城。但南方东林党的力量几乎未被触动,这也成为日后崇祯登基后东林党反扑的力量来源。
在崇祯上位以后,先是罢免了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但当时仍然无人敢上书直言魏忠贤的罪行。嘉兴贡生钱嘉随即上书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伤民财;十通关节。
崇祯召魏忠贤至殿上,命宦官当众宣读钱嘉征奏疏,忠贤脸色大变,下朝后立即以重金拜托皇帝身边的老宦官徐应元求情。徐应元劝他辞职,于是魏忠贤请求辞官,获得崇祯批准。
同年十一月一日,崇祯命令魏忠贤至凤阳看守皇室祖坟。但魏忠贤在凤阳途中,仍豢养一批亡命之徒,崇祯听闻后震怒,命锦衣卫前去逮捕,押回京师审判。李永贞(侍奉皇后的宦官)得知消息,连忙派人密报魏忠贤。
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在阜城南关尤氏旅店与同伙李朝钦痛饮至四更,最后上吊自杀。据野史记载,当晚有书生夜宿魏忠贤所住旅馆,作诗讥讽魏忠贤,魏忠贤不堪受辱,选择自杀。
崇祯下令将魏忠贤肢解,将头颅放置在河间府之上,而忠贤尸体被挖出后,被人千刀万剐。崇祯下令清查“阉党逆案”。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再加上漏网之鱼五十七人,共计三百一十五人。
崇祯上台后对魏忠贤的这一系列处置,让他赢得了圣明之君的颂扬。然而,十七年后,当李自成兵临北京城,即将扣关而入之时,崇祯却下密旨收集魏忠贤的遗骸,将其葬在魏忠贤生前早已看中的香山碧云寺。
中国文史学者刘继兴和刘秉光所著的《历史上那些帝王们》一书中认为:“平心而论,魏忠贤为巩固个人权势,未免有党同伐异、残忍歹毒的罪恶一面,但从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断罢免宁锦一战中畏缩不出的袁崇焕,曾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还是心系国家、讲求原则的。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这层能力、这种魄力、这份功绩,还是应该被认同和肯定的。”
明熹宗临死前曾专门对崇祯说过这样一句话,“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由校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仍然给予了魏忠贤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固然其中夹杂着着个人私情,但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认识到了魏忠贤在处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决,尤其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场上,魏忠贤所表现出来的深明大义和远见卓识。
能够不动声色的一举铲除魏忠贤,一直是崇祯的得意壮举之作。然而,正是由于过分欣赏自己的才干,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却让他变得刚愎自用。
启用东林党
东林党人出身地主仕绅,积极支持地主仕绅利益,袒护富商减免商业税负,反而增加农业税,使穷苦不堪的农民更加潦倒。这也是导致李自成起义的直接原因之一。
而魏忠贤上台之时的一项政策就是征收工商税,通过这项举措,使得边防的军费有了着落, 而魏忠贤倒台以后,工商税锐减。
举一个例子,在天启年间,江南茶税一项20万两,而到了崇祯年间不足10万两。没有钱怎么打仗?于是这个重担就落到农民头上,此外东林党取消矿税,导致国库锐减,军费预算降低,这又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同时,东林党为了减少明朝财政开支,取消各地驿馆,使得一部分的人彻底失业,也带动了依靠其生活的一部分人下岗,这其中就包括了大明王朝最出色的掘墓人——李自成。
至于东林党的清廉,为国尽忠之类的有以下案例“佐证”
李自成攻破京城之前,崇祯撞钟着急百官,百官无一人到场。
而唯一一个陪在崇祯皇帝身边的便是为人所不齿的太监。
当然,这里有一些客观成分在里面,文官换了一朝皇帝依然是一朝臣子,但宦官换了一朝皇帝基本上就是死透透,因此宦官在亡国之时,由于自身的立场考虑,必须要和皇帝站在一起,而文臣有第二条路,选择不效忠旧皇帝也情有可原。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不能标榜自己是个忠君爱国的正人君子!否则你就是在耍流氓,当了真小人,还要做伪君子!
说起东林党,就不得不提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
顾宪成的一生堪称是完美的,单单从德行评价,他可以称的上当时圣人。然而,如果格局放大一点,就会发现历史给他的却并不是全是美名。
当顾宪成在无锡的东林书院聚拢了一大批道德上的儒家君子时,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将来的这批人将成为影响明朝命运的政治派别。更令他失算的是,当年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成了东林党人用来打击对手的道德大旗。
1.壮志凌云
1550年,顾宪成在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泾里(今无锡市张泾)降生了。早年,顾宪成的家族也算江南望族,但后来家道中落,父亲顾学开只得开了一家豆腐作坊维持生计。然而庞大的望族中落以后,众多家人吃饭的问题就会变得难以解决,一张一张的嘴代表的是一两一两的银子,顾学开的收入难以支付家族庞大的开销,于是只能经常要向朋友、邻居借钱以维持生活。
顾宪成很小的时候就很聪明,六岁读私塾,八岁读《论语》、九岁读《孟子》,十岁读《尚书》,十一岁读韩愈的文章。饱读诗书的他却又怀有强烈的求知欲,顾宪成常常挑灯夜读,甚至在小的时候就写下了一副激励自己的对联:
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
顾宪成读书并不拘泥于一家一说,也不厚古薄今,他视野开阔,博览群书,甚至于涉猎了大量宋代名仕的佳作,例如周敦颐的《太极图书》、程颢的《识仁篇》、张载的《西铭》以及朱熹、陆九渊、邵雍、王阳明的学说等等。通读百家学说使得顾宪成见识不凡,因此也就喜欢和人纵论天下大事,说道动情处:“抗手掀髯长太息”(抬起手摸胡子,长长地叹息)。
后来,顾宪成拜张淇为师,张琪曾经在唐荆川、薛方山之门游学,此人一声不喜欢章句之学,不沉迷古人遗训,反而喜爱追求自己的心得,这与王阳明的心学有些类似。张琪教授的知识对顾宪成日后的治学影响很大,不过顾宪成并不认可王阳明的心学,认为它“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他本人更欣赏朱子学说,却也对朱子的“退而自处于章句,一字一训,若村学究然”持不同看法。
万历四年(1576),顾宪成参加乡试,取得乡试第一的成绩,高中解元。
万历八年(1580),顾宪成赴京参加会试,高中进士,被录取在二甲第二名。得中进士,授户部主事。
2.不畏强权
顾宪成刚刚进入官场就和魏允中、刘廷兰等人士一同批评当时如日中天的内阁首辅张局长。
张居正得知后,很是不满,对申时行说:“贵门生有三元会,日评骘时事,居然华衮斧钺一世矣。”
又过两年,到了万历十年,大学士张居正生病,举国上下惶惶然,众多达官显贵之人纷纷为张局长上香祈祷,或著写祈祷文章。只有顾宪成冷眼旁观,同僚代他签名,他拿笔抹去自己的姓名,年张居正死后,顾宪成任吏部主事。
这样特立独行的风格,使得顾宪成难以适应当时的官场。万历十五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主持京官考察工作,
应混浊的官场。万历十五年,京察开始。
所谓京察,是明朝对在京官员的一种考核制度。明朝的京官每六年考察一次,逢丁亥年进行,京外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考察由吏部与督察院共同主持。
五品以下的官员由有司考察(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之类的官),如果官员不称职的就会进行相应的处罚,四品以上的官员自己陈述,最后由皇帝定夺奖罚。
从制度本身上来看不失为一个较为完善的监察制度,但这项制度的效用需要在开明的时代,否则就会很容易变味,失去原有的意义,最后演变为朝堂之上各派别的互相攻击、互相揭短的闹剧。
这一年的二月,京察开始,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将工部尚书何起鸣列入“拾遗”的名单中,如果将京察看做为对官员的考察,那么“拾遗”便是指对”京察“的质疑,是指原有的京察考核有遗漏,并不准确,需要重新再议。此举无疑触及了何尚书的利益,于是何起鸣通过宫中的关系反参了辛自修一本。御史高维嵩等人气不过,上疏弹劾何起鸣。然而当时的万历皇帝并不相信御史高维嵩等人的言论,责备高维嵩,说“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辄纷纷排击。”将高等人调出京外,此后又有一批官员上书为高抱不平,也遭到处罚。
而顾宪成此时也自然是上书直言,他的立场按理来说是比较公允的,顾宪成主张风波的当事人各打五十大板,每个人都要找找自己的毛病,此举无形之中是在批评万历皇帝有所过失。
毫无疑问,当万历皇帝看完顾宪成的奏折后大为生气,要求要求内阁拟票重重处理顾宪成和一起上疏为高维嵩鸣冤的王德新。首辅申时行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想护着顾宪成,票拟为罚俸,也就是扣除薪水,后来万历皇帝觉得处罚太轻,亲自拍板,顾宪成连降三级,被贬为桂阳判官。
(明天在更新)
7. 曾经纵横欧亚的蒙古兵是怎么被明军赶回大漠去的?
一、政治腐败,主昏臣庸,蒙古贵族骄奢淫逸,铺张浪费,整个国家官僚机构已经腐败,进而使得明军起义顺应时势
元朝的那些皇子皇孙们,从小就享受着安逸奢侈的生活,自然就丧失了斗志。而且,这种奢侈之风,在整个蒙古人中传播。偌大的元朝,一下子全被金钱美女腐蚀了,速度之快,令人惊讶。话说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一代之后,很多人竟然骑不上马。更多的蒙古人,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别的,一概不管。
蒙古人还不停地印刷货币,制造通货膨胀,老百姓好容易攒下的钱,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废纸。这一点,让善于积蓄的中原老百姓更加气愤了。
为了获得更多的钱,蒙古人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税收方法,那就是将每块地区的税收,都承包给了商人。蒙古的统治者只关心这个商人能交上多少钱,至于商人收税的手段,他们才懒得关心呢。为了收到更多的税,这些商人,那真是不择手段。
二、民族矛盾,蒙古贵族统治的元帝国从未真正放弃过对南人和汉人的歧视和迫害,民族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元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将全国人口不分民族种族进行了强制性的分化,蒙古人为一等人,西域各地居民则为二等“色目人”,原金国境内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曾作为元后方根据地的云南人就为三等的“汉人”,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人口则不分种族均为“南人”或“蛮人”。
这样的人口划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当最高层的蒙古人与最底层的南人发生冲突时,且不管二等“色目人”是何种立场,由于他们远在西域,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三等的“汉人”呢,则很可能会左右观望,在局势明朗之前不会轻易靠向任一方。
如此一来,冲突就成了“蒙古人”和“南人”之间的双方对峙,在人口优势上,“蒙古人”首先就会大输一筹了。由于“南人”的组成中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主、知识分子等(不分民族),因此当诸多阶层联合起来时,其蕴涵的力量是元朝政府始料不到的。换句话说,元末的“农民”起义实际上就是“南人起义”,其实质就是两大人口等级的正面对抗。其实元朝一开始就犯了个错误,它实在不应该将人口最庞大的整个群体都定义为“四等人”,这等于是为自己培养起最具潜力的抵抗对手。
我们剖析一下明朝队伍就清楚了,他的队伍当中,似乎除朱元璋本人之外,大多数将领谋士都不是“土包子”出身。而关于“蒙古人和其他三个等级人种的矛盾”,正如前面所说,这在元末实际上已演变为“蒙古人与南人的矛盾”,前者矛盾是普遍性暗藏着的,后者矛盾则已是激化性的表面存在。无论这些矛盾对比出现何种变化,蒙古人元末战争中被彻底孤立已是无奈的事实。
三、阶级矛盾,各级官吏中饱私囊,不断向人民收取各种名目繁杂的赋税,残酷压榨百姓,使百姓失去活路,被迫揭竿而起,反抗元朝统治元朝赋税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南北异制。元朝对各族、各地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田赋税收制度。对蒙古族税收从轻,对汉族及其他民族赋税丛重。汉人负担重于女真人,女真人负担重于蒙古人。不仅田赋南北异制,其他赋税也南北各异。
元朝赋税的第二个特点是轻课工商业的政策。元朝对军户、匠户、站户实行优待,有一定限度的免税权,工商业税率较低,这就促使了元代商业的繁盛,使商税无论是品类还是数额都有明显增加。元朝还重视盐税,使商税和盐税成为元朝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
元朝赋税的第三个特点是赋税征钞制。在以往各代,赋税一般以实物缴纳,虽然也有征钱的情况,但不是普遍现象。元代则不然,赋税大部分征钞。这说明元代货币经纪发达,国家已经以钞为法定通货。在当时,赋税征钞给人民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随着钞币的贬值,赋税的加重,人民受害不浅。
元朝还实行包税制(元人称为扑买或买扑)。
由商人以较低的数额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向国家包缴某一项税款,承包者再按较高数额向百姓征收,从中获取差额利益。包税制对国家说减少财政收入,对百姓说加重负担,是一种既有害于国又有害于民的税制。
四、自然灾害,元朝连续发生大范围长时间的自然灾害,颗粒无收,百姓们生活无以为继,正所谓天也要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元代大臣为了保证京城的粮食供应,在河北省耕种农田,被称为“京粮”。但仍然有大的饥荒灾情发生,以及人吃人的人类悲剧发生。四年后,自然灾害再次降临。第十九年,蝗虫遍布中原地带。“大饥荒在中原爆发后,北京大部分地区情况更严重,当时的大都(今北京)灾民死亡百万。
面对自然灾害:一是政府来救济饥荒灾民,但如果要实施这一措施,必定有一个主要前提,即皇室政府具有相当雄厚的财力物力,可问题是当时的元顺政府已经缺粮,甚至连首都的人民也成批挨饿致死。他们怎么可能有多余的粮食去救济人民呢?据史料记载,“元朝统治期间,国家和平时,一年前国家曾收纳了一千三百五十万八千八百八十四石粮食,而浙江(实际上指江苏和浙江两省,河南和山东蝗灾普遍存在,陕西等地发生了自然灾害。由此,京师萧条了。而朝廷为了优先供应蒙古族人,导致其他民族粮食供应最严重不足,百姓死亡保惨重,已经到了官逼民反、天灾收人的时候了,不造反就没有出路。
所以元朝自己葬送了先辈辛苦打下来了的天下,民族歧视,用人制度,铺张浪费,自然灾害,即有天灾也有人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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